再比如中国的法治理论应该如何有效解释理解党规党法的客观现实。

建立公民信用体系的目标任务是：将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卫生整洁、交通秩序、生产经营等内容纳入信用评价，探索建立信用积分激励惩戒制度。[12] 【注释】 *汪世荣，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7年5月挂职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副主任。

多元主体、多元参与、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规则、多元评价是枫桥经验的显著特点，发挥各类社会主体、所有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合作共治的科学治理体系，切实提高治理能力，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0]江治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建构途径，载《社会治理》2015年第2期。综合治理追求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效应，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相互之间，目标同向，合作共赢，共同追求良好的治理效果。四个平台中，综合治理工作中心发挥着整体协调作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包括多主体、多手段、多规则的途径，实现矛盾纠纷的全息解决：社会治理侧重于纠纷的化解和预防，不仅对当前的矛盾和冲突进行针对性地‘治疗，还要强调纠纷的‘全息，即最大限度和最彻底的整体性，‘理顺和‘修复纠纷中受损的社会关系，彰显了其化解与预防并重的特征。

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综合治理追求的是治理的整体性：需要在治理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注重关口前移、源头治理，把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服务水平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以群众工作为基本方法，从源头上、根本上解决社会领域的各种问题，促进社会长治久安。[35]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古罗马之前的西方并非不存在对于法律现象的追问和思考，实际上，早在古希腊就已出现了对于法律现象的哲学反思。[49]再如，魏德士认为，法理学的典型研究对象和任务包括：什么是法、法起什么作用、为什么法在起作用、法为什么有效、法与正义之间是何关系、法如何适用和发展、法（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等这些主要问题，法哲学强调的是对法的理性地再反思，涉及的是法应当如何的问题。一般法理，意指统摄各个部门法领域的一般性、普遍性法理，大体对应着属于法的一般理论或一般法律科学领域的法理。（二）问题论域式 问题论域式的理论模式并不直接明确表述法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是通过列举的方式把法理学界定为研究某些特定问题的学问，或通过概括的方式把法理学界定为研究基础问题、一般问题的学问，以此阐述法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或主题论域，进而间接表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64][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亦可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71页。

[31]John Austin,On the Uses of the Study of Jurisprudence, in William Jethro Brown (eds.), The Austinian Theory of Law, Andesite Press,1906, pp.242-253.托马斯•霍兰德同样认为法理学是关于现实法或实定法的形式科学，See Thomas Erskine Holland, The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 pp.1-13. [32]John C. Gray,Some Definitions and Questions in Jurisprudence, Harvard Law Review, Vol.6, No.1(Apr.,1892), pp.21-35. [33]参见[德]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7、522-560页。[62]拉兹所谓法律体系也就是法律规范的体系。【摘要】 法（理）学成为法（理）学的重要标志和基本方式是对其自身研究对象、方法及其限度的自觉和反思，对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自觉和反思，构成了法理概念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意识，也是其重要理论意义所在。[50]参见注[27],[德]伯恩•魏德士书，第8-24页。

例如，有关法学及其具体科目法理学、法教义学、法史学究竟是什么的法理，有关法律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法理，有关法治是什么的法理。由于法理涵盖了法学之理、法律之理、法治之理，这使得把法理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避免了像上述众多论者那样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法律的狭隘视域。[47][美]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原文序，第1-4页。例如，奥古斯丁所谓如果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一致同意，便没有人民。

具体法理主要涉及特定法律部门和法律个案的法理，相对于基本法理和一般法理而言，它抽象程度较低、涵盖范围较狭，大体对应着属于部门法哲学领域的法理。例如，法理中国这个概念就主要是一个具有明显价值规范性意涵的概念，它试图回应、解决中国应当建设什么样的法治，法治中国应当具有何种理想形态，法治中国应当具备何种价值规定性等有关法治中国的规范性问题。

[14] 诚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科学确实不能永远停留于反思自身方法论前提的题域，而在其应当予以追问的实质性问题面前驻足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针对科学方法论反思的反思无疑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79][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理论是否可能？》，杨贝译，《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4期，第143页。

法哲学家争论的是总则部分，即任何法律论证必须具备的解释基础。因此，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自觉和反思的问题。同理，人类自产生法律后，就有了对于法律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也就有了相应的法律意识和观念。[88]这些有关权利的一般法理对于具体法律部门的权利问题具有一般的解释力和普遍的涵盖性，能够成为具体法律部门进行特定权利分析和论证的理论基础和前提。[94] 由于法理具有多样的结构层次，包含了基础法理、一般法理和具体法理，这些抽象程度不同、结构关系有别的法理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但又层次相对分明的法理体系。[奥地利]伊丽莎白•史泰纳、陆海娜主编：《生命权：欧洲人权法院经典判例节选与分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因此，具体法学科目对其自身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定，本身也是对其自身研究限度的一种界定，因而也是一种限定和否定。他强调不应要求科学家遵奉某种特定的方法论从事科学活动，而是应该以知识论无政府主义取代理性主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独创性，倡导怎样都行的方法论原则。

应当具有灵活性，而不应过于僵化。[44]阿列克西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和法学，相较于只把法律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其他理论而言，无疑更为适当。

中国哲学也是经由概念/范畴予以展开，参见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华书局2017年版。例如，梅因所谓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这种法学具体科目的限度意识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画地为牢、各自为营的领地、界线意识，而是一种各有所长、术业专攻的专业意识，也更应是一种各有所短的界限意识。现代科学之所以不断出现新兴学科，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出现对于已有研究对象新的观察维度和研究视角，正是人类无法获得对于整体性世界彻底认知却又不断接近这一目标的深刻印证。[12]无独有偶，法学界同样也存在着两种颇为对立的立场。并且往往认为，从历史发展、哲学进步的角度来看，西方哲学史的这种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向暗含了一个认识，即现代哲学对于方法论的探究乃是更为重要、根本的哲学工作和更为成熟、伟大的哲学成就。

与之相较，埃利希则认为，法的概念的本质特征既不在于它来自国家，也不在于它充当法院或其他国家机关判决的基础，或者构成此种判决之后的法律强制的基础，法律从国家场域中的国法扩展为社会秩序中的活法，由此作为人类社会法律秩序基础的活法成了法律科学的研究对象。[37][德]迪特玛尔•普佛尔滕：《法哲学导论》，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3页。

基于对于法律实践经验的概念化提炼、专业化解释和体系化建构，这种自觉和反思使得古罗马人观察和思考法律现象的实践活动得以成为一门法学。（一）对象直陈式 对象直陈式的理论模式主要是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法（律）或是特殊限定的法（律），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直接地论说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方式。

[95]实际上，法理学的诸多基本范畴大都具有多重的维度属性。【注释】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讲师。

[36][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14页。[30]这突显了法教义学在其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限度，法理学作为法学的具体科目之一，同样遵循此理。[85]德沃金指出：不存在将法理学隔离于裁判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的明确界线。[17]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修订本）》（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292页。

结语 正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法理是法律事物的规矩性，亦即条理或事理，作为法之条理、事理的法理是法律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当然之理。

郑永流：《重识法学：学科矩阵的建构》，《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97-116页。但是反观法学，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总是会被持续不断地提出并且产生各式各样不同寻常的答案。

但是即便如此，分析之上的综合认识却永远不是对于整全性世界的完全认识，仍只是诸多板块的拼凑，必然忽视、遗漏其他人类无法获知的知识板块。[20] 我国学界关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见解，就是认为西方古代哲学家主要探讨本体论问题，近代哲学家主要探讨认识论问题，而现代哲学家则主要探讨方法论问题。